1、官刻本：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、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。中国雕板印书始自唐朝。自五代起，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，开官刻本之先河。两宋国子监、中央各部、院、司、局、殿，地方各府、州、军官署，各府、州、县学，各地仓台、计台、公使库；元代兴文署、广成局、中书省、行中书省、各路儒学、各地书院；明代两京国子监、中央各部、院、内府各监、各藩府、各布政使司、各府、州、县衙署，各级各地学校；清代武英殿、内府各监、中央各部、地方各级行政、文化机构、各省官书局等，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，均可称为官刻本。
2、坊刻本：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商刻印的书本。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，唐代已经出现，至两宋而极盛。北宋的开封，南宋的杭州，都开有很多书坊、书斋、书轩、书林、书堂、书肆、书棚、经籍铺、纸马铺等。四川、两湖、江、浙、皖、赣、闽，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、麻沙等，也都有很多书坊。元代四川书坊衰落、山西平水（今临汾）书坊兴起，福建书坊续有发展。明代南北两京，苏州、扬州、杭州、徽州、常熟、建阳，仍是书坊林立。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，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。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的书，都可以称为坊刻本。
3、私宅刻本：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。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，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。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，私宅、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、先辈、师友的崇尚，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。明、清私宅刻书，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。
4、家刻本：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。家刻本与私宅刻本性质不同。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：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，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；一种是自备书板，召雇刻印良工上门，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。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都归自家所有，自家收藏。故古书雕板处与藏板处不全都一致。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，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。
5、自刻本：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。从出资的角度看，与家刻本性质近似；从所刻书的作者看，则与家刻本截然不同。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于本家族中，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。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。五代以后，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。自刻本有两种形式：一种是作者自己，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，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，施刀镌印；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，还要自己写样上板，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。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，刻印精良。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板，就更为珍贵。清代郑板桥号称诗、书、画三绝，他自己写样上板雕印的自著《板桥集》，堪称艺术珍品。
6、监刻本：亦简称监本，指历代国子监雕板印刷的书本。国子监，亦称国子学，亦简称国学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。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，后唐明宗长兴三年（932），宰相冯道、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校定《九经》，刻板印卖。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（953），《九经》全部刻完，前后历时二十二年。后周世宗显德二年（955），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、太常卿田敏同校勘《经典释文》，刻板印行。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，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。景德二年（1005），距建国仅四十余年，经、传、正义皆经过校勘，刻板印行。所集书籍板片十万余块。到北宋末年，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。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，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板。如《七经正义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诸书，都是由杭州镂板进呈。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、正史外，还以医方一字差误，其害匪轻，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，镂板颁行。如《脉经》、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、《补注本草》、《图经本草》等，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。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，属秘书监，不属国子监，故无监本之称。明代南京、北京都设有国子监，刻书数量甚多。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。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。
7、经厂本：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。经厂是明代司礼监所属的机构，专管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、佛经、道藏、藩经等。经厂设掌司四员或六、七员。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。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，每二年一班；裱背匠312名，印刷匠58名，一年一班。嘉靖十年（1531），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，实留12255名，著为定额。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。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：笺纸匠62名，裱背匠293名，摺配匠189名，裁历匠80名，刷印匠134名，笔匠48名，黑墨匠77名，画匠76名，刊字匠315名。总为1275名。据极不完全的统计，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、史、子书、祖训、圣训，以及《四书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千家诗》、《神童诗》等内书堂课本，达168种。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，印纸精，行格疏，字体大，粗黑口，铺陈考究。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，校勘不精，故不为学人所珍重。
8、内府刻本：这个称谓很不科学，也不确切，但历代相沿，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。唐代有内府之设，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，完全是禁卫军的建置。明、清两代都设有内务府，下设若干监，分管内庭庶务。所谓内府刻本，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。实际上，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，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庭各部门所刻的书本。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，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。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，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，均应具体著录，不可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。
9、藩府刻本：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。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，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。受封并且建藩者，共50人。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，有的无子封除，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。它们分布在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四川、湖广、江西等诸布政使司。自洪武时候起，诸王不但受到极丰厚的封赏，而且还要颁赐经、史及诗、词、歌、赋等书籍，以便让他们体仰圣心，陶冶性情，屏除图谋不轨之心。故明代诸王中颇有倾心学术、潜心文学、热心文化的。加之他们富能敌国，故于校刻群书颇为讲究。其中的周、楚、蜀、辽、赵、吉、徽、益诸藩，以及山西的山阴王、江西的弋阳王，刻书较多较好。藩府刻本的特点是校勘精审、纸墨精良、版印精湛，为历来的学人和藏书家所珍重。
10、殿本：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。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。据《宸垣识略》记载，武英殿崇阶九级，环绕御河，跨石桥三，前为门三。内殿宇二重，前贮书板。北为浴德堂，即修书处。其后为井亭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，命廷臣补刻前明经厂旧有的《文献通考》漫漶版片，始在武英殿用事。咸丰二年成书之内府抄本《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·武英殿修书处》记载，康熙十九年11月，奉旨设立修书处，由内务府王大臣总其成。下设兼管司2人，以内务府官员兼任；下又设正监造员外郎1人，副监造副内管领1人，委署主事1人；掌库3人，委署掌库6人。设有书作、刷印作。书作司界划托裱等职；刷印作管理写样、刊刻、刷印、摺配、装订等职。有拜唐阿19名，委署领催4名。另设匠役若干，分别为书匠、界划匠、平书匠、刷印匠等，共84名，分办各作之事。表明自康熙十九年11月，才正式在武英殿开设修书处。此后，大凡御定、御制、敕撰诸书，以及经、史群籍，均由武英殿校定版行。武英殿前后一共刻、印过多少图书，没有确切的统计，有说500余种，有说400余种。从乾隆朝武英殿开雕诸书谕旨，如乾隆三年（1738）雕《十三经注疏》板；四年（1739）雕《明史》板、《十一史》板；十年（1745）雕《明纪纲目》板；十一年（1746）雕《国语解》板；十二（1747）雕《三通》板；四十八年（1783）雕《相台五经》板，可以充分看出武英殿刻书之多之快。此外，宏篇巨帙的大类书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也是由武英殿用铜活字排印的。包罗宏富的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，也是由武英殿所制木活字排印的。
11、局本：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。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，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官书局为起端，先后有淮南书局、苏州书局、浙江书局、崇文书局、思贤书局、江西书局、存古书局、皇华书局、福州书局、广雅书局、云南书局、山西官书局等相继建立。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。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，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，还联合刻印过一些书，如五局合刻《二十四史》等。有些书校勘精审，刻印精良。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《二十二子》，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《史记》，就都很有名。
12、聚珍本：亦称聚珍版。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高宗皇帝弘历下诏，广征天下遗书，开馆纂修《四库全书》。翌年，各省进呈本、采进本，源源汇集北京。一些失传的书，也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佚出来。为了使某些世所罕传的书重播于世，嘉惠士林，弘历皇帝曾谕武英殿先行刊版印行。但对不利其统治的著作，却多行禁毁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十月，奉命管理《四库全书》一应刊刻、刷印、装潢等事的金简，认为这些书籍将来均用雕板的办法印行，不惟所用板片浩繁，且逐部刊刻，亦费时日，故上书奏请雕刻木活字，排版印刷。同年，奉旨施行。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五月，已雕出木活字十五万个，尚不敷用，故由金简再次奏请，又增刻木活字十万多个，前后共刻大小木活字二十五万余个。自此之后，凡《四库全书》馆交印各书，就用这套木活字排版印行。据陶湘统计，武英殿用这套木活字前后排印过一百三十四种罕见之书。这些书因为行款版式完全相同，又都是由武英殿木活字印成，按说就可以称谓《武英殿木活字印本丛书》。乾隆皇帝以为“活字版”名称不雅，改称“聚珍版”，故正式书名便定为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。后来各省官书局又有照式翻雕，刷印行世者，故又有“外聚珍“之称。其实翻雕已非活字，不该再用“聚珍”之名。为了与“外聚珍”区别，故原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又有了“内聚珍”之名。